西方城市规划思潮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潮不仅塑造了当今社会蔚为壮观的城市景观，而且这个空间还在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现代城市的空间规划已在不断地自我颠覆与发展完善中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趋势：它已经从过去崇尚科学理性的技术性角色，转变到今后的包含公共事务、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的一个身份复杂的多重角色。
田园城市和卫星城镇理论
城市规划起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因为工业化形成的规模效应及人口聚集特征，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并思考怎样进行布局自己的活动及居住空间。
19世纪末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田园城市流派”正是这样一股建筑思潮，其代表人物为英国人埃比尼泽 霍华德。其核心观点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霍氏称之为“田园城市”，其实质上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
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霍氏在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绿化带等城市规划问题方面，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具有独创性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体现了一定的先驱意识。其田园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卫星城镇的理论就是从“田园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影响深远的两个典型事件。一是巴黎郊区卫星城建设。1912年到1920年，为解决巴黎城市困局，规划者在16公里以内的地方，建造了28座卫星城。另一个事件是1917年，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原则，设计了大赫尔辛基方案。
沙里宁提出，在赫尔辛基附近建设一些可以解决一部分居民就业的“半独立”城镇，以缓解城市中心区的紧张。在他的规划思想中，城市是一步一步逐渐离散的，新城不是“跳离”母城，而是“有机”地进行着分离运动，即不能把城市的所有功能都集中在市中心区，而应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机疏散”，多中心地发展；郊区的卫星城，应该创造居住与就业的平衡，这样不但可减轻交通的负担，更会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
卫星城是在“花园城市”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的是要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解决城市人口膨胀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卫星城的思想就被引用到北京的城市规划中。19世纪80年代，为解决中心城镇人口膨胀等诸多问题，卫星城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中国城市兴起。
现代主义的建筑运动
现代主义的建筑运动是对当代城市规划建筑影响最大的一次建筑思潮，他的领头人物是勒 柯布西耶。1923年柯氏写出《明日城市》，1925年提出的“巴黎改建方案”更是影响深远，其内容为将城市分为三个区：中心区、商业区、行政区。在他看来，城市需要建高楼，高楼之间建绿地，这套建筑空间理论中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这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巴黎方案并没有被采用。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种以“邻里为单位”的小区规划思潮。此前城市的布局结构从属于道路，那时汽车不发达，原来的住宅之间交通系统不会发生问题，但后来车辆增多，不仅安全成了问题，而且交通网络太多，也很大程度上减少车辆的流通能力。所以一种以“邻里为单位”的小区规划思潮开始被现代大城市广泛接受。
该理论主要内容为，每个邻里是一个自足的社会细胞，而这个细胞内有系统的社会元素，比如小学、幼儿园、邮局、银行，商场等，有人认为其实质是提倡一种“小区办社会”模式。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按照苏联模式建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样式的城市空间，小区是以工业厂矿为中心或为基本单位，“工厂办社会”成为一种经典的城市规划模式，典型的有沈阳的铁西区、四川的攀枝花、河北的石家庄等。今天，这种模式随着计划经济的落潮和市场经济的广泛兴起而正在瓦解，因此，以“邻里为单位”的“小区办社会”模式正在许多城市进行之中。1933年，国家现代建筑协会在雅典开会讨论城市发展问题，并最后发表了一部名为“雅典宪章”的纲领。该宪章称城市是构成一个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区域单位的一部分，城市即依赖这些单位而发展。其主要内容为：城市按照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个部分来系统有机的构建。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城市的无限膨胀，解决“城市病”成为城市规划师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伊利尔 沙里宁于1934年发表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成败与未来》对二战后城市发展有很大影响，他认识到大城市周围形成了很多“瘤”，即他所谓的“贫民窟”。他认为城市像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随时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城市规划一方面就是要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有效地医治这些“瘤”，使城市形成健康的肌体。
战后城市规划的新趋势
二战后，城市规划获得了新的发展，城市规划从建筑学和工程技术学延伸到人文科学，成为多学科综合与交叉参与的结果。
虽然多学科参与城市研究的历史自古就有，但近来更趋活跃，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生态学、行为心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研究城市问题所取得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城市规划理论。而系统论、控制论等数理方法及电子计算机遥感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规划走出了狭窄的境地，显示出更为宏大的视野。
在未来社会，另外一些趋势也更引人注目。一是面对资本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地方政府成为规划工作的主战场，领域性的科学治理将取代僵硬的行政命令，规划师沟通、协调、折中的角色更显重要。这一点在中国将尤为明显，“长官意志”正在受到挑战，科学城市规划将走向前台。第二是成熟的市民社会将促使政治体制朝向开放、去中心化与透明化转型的主要力量。第三是纵观现代城市规划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已从崇尚科学理性的技术性角色，转变到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组织群众意见和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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